王林：从后先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问题

国外的很多学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大致有这么两条线路：第一条线路是对1989年前后出国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关注，如谷文达、黄永砯、陈箴、蔡国强以及徐冰等。关注者主要是西方身为汉学家的博物馆、大学、研究东方古代艺术的学者。由此带来中国或中国籍艺术家们，用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文化符号来进行创作。实际上，这成了一种空中嫁接的方式。它的问题或者说它的缺失在于没有或者缺乏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的上下层关系，也脱离了中国当代艺术现实的文化语境，所以这只是关于中国移民的艺术，不能代替对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的影响。

第二条线路则是通过国际展览，逐渐被西方人所知道的大陆的当代艺术家。这一艺术家的储藏和推出的过程，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机率性。如，与外国驻华大使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不少属于商业炒作。然而，从批评的角度看，主要还是基于东、西方冷战之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国人对自身某个历史阶段的批判和痛苦记忆。如王广义的《大批判》、张晓刚的《大家庭》、隋建国的《中山装》等等都为大家所熟悉。然而，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保持其批判性的立场，这就是我所说的后先锋。

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第一趋向，历史为谁而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消费文化的全球化，知识分子在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潮流当中显然已经退居边缘。这并非是坏事，反而使知识分子能够更加冷静地思考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精神和人格问题。在这样一种艺术趋向中，其实中国很多艺术家创造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第二个趋向为“生活在问题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地进入艺术市场，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问题之中。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艺术英雄，开始变为侏儒，金钱资本和权利资本的侏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的悲哀。徐唯辛、王岩、张建华等众多艺术家，都有过创作。第三种趋向是“意在方式追问”。市场经济、文化工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公共传媒，不仅以强迫的手段垄断人的需要，而且以一种个人资源的方式操控人心。艺术必须以一种意在的方式对生活本身，对文化语境、对精神追求发出追问。第四趋向，叫做互动中的差异。如果说人的精神需要不断丰富、充实、深化和升华，那么文化的多样性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所以，我认为个别性、个体性的表达，个体艺术的呈现，只有在人际关系中，在人的互动关系中才能真正地呈现出来。

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之中，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从中国大陆的本土的问题意识出发，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智慧、精神欲望和心理诉求都集结在艺术对问题的反映、体会和感悟之中，所以，没有这个维度，什么都不是中国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