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褒与莎翁的比较

看过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的人，一定会被剧中人泰门激昂的道白深深感动: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身边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东西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来，这该死的硬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这是被朋友遗弃的泰门愤世疾俗的绝望的怒吼，也是莎士比亚对时俗的强有力的鞭笞。数百年来它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据说马克思在自己的着作中曾四次引用这段台词，它也广泛地出现在其他名人的着作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听了或读了这段台词，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另一篇与之颇有相似点的杰作，那就是鲁褒的《钱神论》，我们不妨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居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而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幽滞孤弱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时，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岂虚也哉!又曰:钱可使鬼，而况人乎!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君无钱，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引自《晋书隐逸传》，另个别文字据《古今事文类聚》、《太平御览》校改)

显然，鲁褒这篇《钱神论》也是愤世疾俗之作，而且也是针贬和鞭笞社会上唯钱是视的恶劣风气，和莎翁的上引台词相比，甚至言辞上都有某些想像之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莎翁处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初期，他抨击的货币拜物教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而膨胀起来的;而鲁褒却生活在比莎翁早一千多年的时代，而且处在货币经济暂时衰退的历史时期，为什么鲁褒也要抨击那种盲目追逐金钱的丑恶现象呢?难道鲁褒的时代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潜在势力?

答案还是应当从历史实际中去寻找。考察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那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确实是发展相对不景气的，货币经济更有某种衰退，但是社会上拚命追逐财富、追逐金钱的风气在一定范围内却是引人注目地存在的。说到拚命聚敛财富，人们不会不想到东汉的郭况和梁冀。他们两人都是外戚，有很高的官爵，却爱财如命。郭况累金数亿，当时流传民谣说: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富无匹。人们把他的家称为金穴(王嘉《拾遗记》)。梁冀不择手段地敛财，遭到时人痛恨。他终因犯罪被没收家产，他的财产竟多达三十余万万，相当全国人一年缴税总数的一半以上(《后汉书梁冀传》)。汉末董卓也是个爱财敛财的人，他被杀以后，在他的巢穴郿坞中，人们发现他藏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后汉书董卓传》)。三国时期魏国的刘类，在担任弘农太守期间，使人掘地求钱，所在市里皆有孔穴(《三国志魏志》)。晋朝有位中书令名叫和峤，他对钱有特殊的嗜好，以致被当时人认为有钱癖(《晋书和峤传》)。当时任廷尉者多借办案收受贿赂，民间流行民谣说: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初学记》卷20引晋卫展表)北魏有个贵族名叫元诞，他担任齐州刺史时，当听到人们批评自己太贪的议论时，他竟说:齐州七万家，吾至来，一家未得三斗钱，何言贪也?(《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另一位贵族拓跋庆担任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北史道武七王传》)。他们对钱的追逐到了何种地步!类似的事例还能找到许多，但通观这些事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追逐金钱最甚者、攫取金钱最多者，大都是贵族世家，这类记载中很少出现工商业者(这大约与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减弱有直接关系)的形象。这就说明，鲁褒在《钱神论》中所抨击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利用手中特权拚命攫取金钱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是那些洛中朱衣，当途之士。

在鲁褒写《钱神论》后，梁朝又有萧综写了《钱愚论》，他针砭的目标，与鲁褒很接近，也是贵族，但这次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被针砭的人就是临川王萧宏。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也是一位有钱癖的人。于是萧综便写了《钱愚论》讽刺他，皇帝知道了，怕影响不好，赶忙让萧综销毁此文，然而为时已晚，此文早已被广泛传抄，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