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市场拯救了当代艺术

52岁的吕澎身份多元：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四川青城山当代美术馆群的策划人，5月将在北京开幕的展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策展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每十年就会有一本艺术史出版，第三本艺术史专著《新艺术史2000-2009》正在撰稿中。这位生于重庆的学者性格开朗，语速快，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因为过多参与艺术市场的操作而失去了批评家的纯粹性时，吕澎明显地提高了音调，手势也多了起来。

和当下的很多批评家不同，吕澎从1992年就开始担任广州双年展的主持人，他对艺术家的个案研究也十分深入，针对一个艺术家，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之后，他会与其本人进行全面讨论，对他来说，数万字的个案研究文本已司空见惯。

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邹建平说，湖南美术出版社和吕澎有多年的合作关系，新空间开幕首展选择吕澎，也是看中了他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个展览因为是吕澎担纲策划，张晓刚拿出了一张13米的新创作。

4月11日，本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吕澎。

“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探寻个案研究

《美术周刊》：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中我们看到了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这些熟悉的名字，为什么要选择他们?

吕澎：这种个案选择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湖南美术出版社建议我将过去研究艺术家的部分文章结集出版，以便能让读者集中了解我对当代艺术的研究状况，同时，在文集出版的时候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集中起来举办一次展览，这也许是有趣和有意义的。

《美术周刊》：作为一个研究性的展览，您认为和其他学术性展览有什么不同?

吕澎：对一个艺术家个案的研究，媒体可能更多的是从新闻的角度去介绍他，而我希望能针对他成长历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个展览的每个艺术家个案研究至少有一万字，多的两三万字。对于一件作品的阐释可能就有几千字。评价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在艺术史中有地位，我并不看他的市场行情好不好，也不作价格判断。我们只有了解艺术家特殊的语境与他所处的历史上下文，了解那些直接和间接影响艺术家生活的环境和艺术动机的原因，才能够了解他们的艺术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美术周刊》：如果以张晓刚这个个案为例，您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传达给公众什么信息?

吕澎：张晓刚这次拿了一件13米的创作，很多策展人跟他借了很多次都借不到，但如果想用几个关键词去描述张晓刚很难。他的艺术早期受列宾、苏里科夫、米勒的影响，由于很快就看到了印象派，风格有了新的变化。对于他的艺术风格，有个展览的题目“历史与记忆”比较贴切。

张晓刚1974年搬回昆明，我们的父母都在当地党政机关工作，我们俩实在太熟悉了，早年在他的画室，我们一起边听歌边画画，我是看着他怎么样创作的，那时他的创作也没有让人吃惊的地方。读了四川美院之后，特别在80年代，他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印象派和表现主义。

当下的很多艺术批评阐释作品时不交代艺术家的成长经验，经常针对作品浮想联翩，这种阐释毫无意义。比如说赵能智，在90年代的时候他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为什么要把画面处理成那种效果，其实和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

艺术批评和参与市场活动并不矛盾

《美术周刊》：您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和《中国当代艺术史》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什么力量推动您做这个工作量巨大的研究?

吕澎：1989年写《中国现代艺术史》是出于历史责任感，你会深深地感到，那段历史要没了，你得把它记录下来，当然，受各种条件限制，当时也缺乏冷静选择;90年代当代艺术的资料就很多了，1999年写的时候很轻松;今天我已经没法看资料了，当然还是要从浩繁的资料中去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我对艺术有个重要的直觉判断，无须过分理性，凭眼睛和听觉感官。很多展览看看就知道，特别是平面绘画这一块。影像的作品其实应该身临其境，尽量还原现场，也包括综合资料的分析。

《美术周刊》：是否会有人质疑吕澎过多参与了艺术市场的活动，而失去了批评家的纯粹性?

吕澎：其实1992年我在《江苏画刊》发表了《艺术走向市场》这篇文章之后，编辑就给我电话说，编辑部收到100多封批评你的信，说这小子想钱想疯了，居然说艺术走向市场了!

对于怎么看中国艺术市场，很多人对两个问题很模糊：第一，对钱和艺术的关系模糊;第二，批评家的身份问题。一个人应该很专业地做一件事情，这依赖于社会体制的完整性和社会资源的系统性，从这个角度说，把一个专业做好是毋庸置疑的。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做展览，从生活来说要做市场推广。其实是9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给艺术家带来了展览机会，当年我们14个批评家做广州双年展的时候，都认为市场就是真正意义的解放，谁能给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只有市场。

很多人认为批评家参与市场操作，艺术就没戏了。其实是市场拯救了当代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泥沙俱下是很正常的，精英毕竟是少数。我的身份是批评家，我也参与过市场的买卖，当时中国没有系统的画廊制度，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身体力行，这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修养，所以我认为批评家、策展人的身份交叉是可以理解的。

批评家一定要认清自己。做学术研究最大的难题，是比较清贫;做市场推广也可以推动艺术发展。我们的社会体制会越来越完善，个人的身份会更明确，交叉越来越少，今天的交叉是为以后的纯粹作基础。

《美术周刊》：您的艺术史研究有什么新的计划?

吕澎：明年《新艺术史2000—2009》会出版，之后我就不写了，我已经连续完成三个10年史的写作，这是真正意义上改革开放后当代艺术30年的历程。接下来做艺术家个案研究，可能大的艺术家一年都写不完一个，我会根据需要来安排。

《美术周刊》：您认为当下的艺术批评存在哪些问题?

吕澎：其实我对所有事情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我觉得钱越多越好，赚钱和坚持学术原则其实并不矛盾。我只对我认可的艺术家做学术评论。在市场经济的当下，批评家也要挣钱维持生计，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学院里做研究的学者其实是非常让人钦佩的。但有些在学校做出的学问却是假学问，缺乏到市场中去生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