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老师冯法祀：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是我的老师冯法祀先生的一枚印章的印文，这枚印与他的老师徐悲鸿先生的“悲鸿生命”那枚印一样，饱含了他们对人生、对艺术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所以奠定了他们在艺术事业上的基础，造就了他们非凡的艺术品格。时下流行语“态度决定一切”，从先生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

今年是冯法祀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逝世5周年，写这篇文字是对先生的追忆与缅怀，也是对先生艺术生涯的重新温习，同时作为学生，将先生在艺术上的点点滴滴甚或不为人知的生活趣事展现出来，让更多的艺术同道与读者通过几个侧面去感知先生生命的温度与厚度，进而更有利于深入了解先生的艺术品格。

“为人生而艺术”

1937年，“南京学联”组织了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北平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科四大艺术学校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伯敏堂举行艺术座谈会，探讨“为人生而艺术抑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当时年轻的中央大学艺术科学生冯法祀担任座谈会主席，参与了这场日后写进美术史的重要辩论会。作为徐悲鸿的学生与忠实的信徒，冯法祀站在了“为人生而艺术”这边，而且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坚定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并以此为理念，走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在艺术探索的不同时期，都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社会的进步，并且在各个时期都有极富时代特色的佳作出现。

学生时期有《雁荡山》《沫血》等作品，抗战时期有《饿死的兵》《捉虱子》《演剧队的晨会》等作品。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创作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1957年又完成巨制《刘胡兰就义》。在打成“右派”及后“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依然想办法搞创作，画了《蔬菜静物》等大量的写生作品。改革开放后，冯法祀先生得到了平反，重回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的岗位，此时的他，虽已是晚岁，但是时代的巨变使他如沐春风，创作热情更为高涨，加上创作环境与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使他又迎来了艺术生涯的又一次高产期，先后创作了《苏州藕园》《暖冬》《吕霞光夫人肖像》《南京大屠杀》(与学生申胜秋合作)、《护士的早晨》《四老论画》《风骨——1935年徐悲鸿与学生在黄山》(与学生唐华伟合作)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纵观他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将他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关注现实生活的赤子情怀注入画作里，由此产生的作品情感真挚、格调质朴、气息厚重，不仅在美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更在不同时期感染人、鼓舞人，成为一个时代之选。

“用急行军作法描绘时代”

抗战时期，刚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冯法祀热血沸腾，积极投身抗日远动，先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抗日演剧队，后来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成为一名中校。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战争的残酷，不但没有迫使冯法祀放下画笔，反而激发了他旺盛的创作激情。他要用画笔作武器，将胸中的这腔热血化作油画作品，展现我中华儿女在抗日战场上无所畏惧的精神面貌，来鼓舞前方将士，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在行军途中，他除了背负武器装备，还背负画箱，战争间隙画了大量的写生作品，多次举办画展，获得了田汉、闻一多等人的高度评价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由于军旅匆忙，容不得慢条斯理地细细描绘，只能用较短的时间大刀阔斧地完成一幅幅作品。这种创作方式与极端的创作环境，换作他人，可能无从下笔，但是对冯法祀而言，这倒是契合了他果敢、刚强、利落、敏捷、率真的性格特征。画如其人，这种大刀阔斧的表现形式再结合在南京中央大学受徐悲鸿先生的严格造型训练基础，千锤百炼，恰好形成了冯法祀油画的风格特点，奠定了他日后在艺术上的个人面貌——“他的作品格调纯正，达到了严而不死、紧而不僵、工而不饰的效果，给人以真切、实在、自然的艺术感受”(詹建俊语)。以外，松而不散、质而不野也是他作品的重要特点。

因此，1946年，徐悲鸿先生在看完“抗战八年戏剧、美术、资料展”后，对冯法祀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撰文曰：“……如冯法祀先生之绘画，彼皆以急行军作法描绘前后方之动人场面，题材新颖，作法又深刻，而后者尤为重要，如不深刻，则失却最有价值之真实，将变为无意义。冯君能把握题材，写之极致，以绘画而论，可谓抗战中之珍贵收获也。”

“用急行军作法描绘时代”即来源于此，遂成为冯法祀一生的创作指导思想之一。

“不尚琐碎，失之微细，但取简约，以求大和”

这四句话是徐悲鸿先生在教学中常讲的，是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提炼的宝贵理论。虽只有区区十六字，但字字珠玑，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仅是讲方法，还直指品格。这与他倡导的另一理论：“尽精微，致广大，道中庸，极高明”，相得益彰。作为徐悲鸿先生最得力的弟子与追随者，冯法祀先生用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理论。

他的作品虽然忠于自然对象，从不凭空臆造，但是又精于取舍，画面绝不琐碎。作画力求意在笔先，每下一笔如围棋落子，均对应整体关系，做到细微处相呼应，大开合处相顾盼，可谓系一发而动千钧，气势浑然一体。

很惭愧，作为冯先生的学生，我曾经因为这几句话在与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的一次对话中露了怯，把这几句话复述得结结巴巴，颇不利落。冯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让我牢记这几句话，并用它作为我艺术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他将这几句话写了一个四尺斗方送给我，嘱咐我说：“这四句话是徐先生传给我的，现在为师又传给你，算是精神衣钵吧，希望你好好体会其中奥妙。”

屈指一算，不觉老师已离开五年了，可是话音犹在耳边。现在我可以自信地向老师举右手保证，这几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早已融入我的血液，化为我艺术生涯的一部分。

这次多费了点笔墨将这几句话的缘由写出来，我希望这一“武林秘笈”能与各位艺术同道共勉，惠及更多有志于绘画艺术的青年学子。我想我的老师如果在天有灵知道我这一举动的话，凭他无私的胸怀，他会感到欣慰的。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改”

冯法祀先生对待艺术的求真态度令所有接受过他的教育的学生印象深刻。关于这一点，詹建俊先生有精彩的论述：“(冯先生)举凡作画一笔不苟，笔笔皆以对象的形体结构、色彩冷暖、空间状态等关系为依据，从中引发创作激情，寻求绘置法度，从不凭空臆造、信笔涂抹，绝无圆滑晦暗之形色，处理画面极重细致，交代清晰有序”。

在艺术上，他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学生的要求亦相当严格，对学生的创作也十分较真。

2005年，当时任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王阿敏老师要出画册，拿了一些作品照片让冯先生把把关。王阿敏是冯先生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其中有些早期作品就是上大学期间在冯先生的指导下画的。当翻到一张1971年画的写生作品《石工小屋》时，冯先生皱了皱眉头说：“阿敏，这张画里的房子透视有问题，我当时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改?”这张画是当年冯先生带队写生时王阿敏与冯先生在河北玉田同一个地点写生的，当时冯先生即已指出这张画里的房子透视有问题，让他修改。时隔34年，多少往事已成过眼烟云，当年青涩的学生也即将迎来退休生活，暮年的冯先生竟然没有忘记当年学生的一张有瑕疵的画，仍然一语中的，直指要害。仿佛这是昨天学生刚交的作业，今天老师给予点评。作为当了一辈子传道授业的老教师，此时91岁高龄的冯先生要求学生绝不含糊的作风不减当年，让我们在座的学生感叹他惊人的记忆力的同时，对他的“求真精神”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这句话，俨然成了我们学兄学弟聚会时常说的俏皮话。大家一起看画时，不知谁来一句模仿冯先生腔调的“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改啊”，一定会博得大家会心一笑。笑过之后，冯先生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仿佛我们的画一字儿排开，像他在的时候一样大家双手交叠在胸前静默着等待接受他的品评。

“我们是来写生画画的，不是来吃喝旅游的”

与对艺术品位高要求的态度相反，冯先生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一生过着简单的生活。唯一的一套三件套西服只有出席重大活动时才穿，而且一穿就是几十年，诸位如果不信大画家如此俭朴，有照片为证——“老虎身上就这身皮”(语出冯法祀公子小光兄)。还有那顶老艺术家标志性的帽子，据说不比我的年龄小，堪称传奇。他的餐桌上最高级的菜肴莫过于东坡肘子或者红烧肉，如果破天荒外加一条清蒸桂鱼，那一定是那天有我去他家做客。

冯先生简朴少应酬的生活方式，现在看来不但有利于身心健康(他的长寿已验证了这一点)，更有利于腾出大量时间来专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他说画画使他感到精神充实，一天不画，便觉得窝囊，便觉得浪费光阴。80岁之后，对时间的抠门变本加厉，害得师母经常要在开饭时间去抢夺先生手中的画笔。

2002年，我与冯先生以及师哥冯世光应邀去敦煌写生，由中国美协敦煌写生创作中心接待。由于天气原因飞机迫降兰州机场，折腾了十个小时才飞至敦煌，到敦煌驻地已是后半夜，可是冯先生不顾旅途劳顿第二天便早早起床就要去看外景，准备作写生前的预备工作。接待单位的西北人非常热情，出于对冯先生的景仰，他们每天都由各单位领导安排丰盛的酒宴款待冯先生及我们一行。接连赴了六天的宴席，老先生不高兴了，对我说：“华伟，你跟主办方说说，我们是来写生画画的，不是来吃喝旅游的，如果不安排画画，只是走马观花拍个照片，那我们就回去了。”我熟悉老先生的性格，只好婉转地向接待方表达了老先生的意思。第七天接待单位照老先生的意思办，派了两部车供我们出去写生。两部车一干人径直扎到戈壁滩里支起画架，一画就是七天，每天至少工作六七个小时。诸位看官，要知道此时的冯先生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老先生在野外能这样高负荷地投入写生工作，固然跟个人体质有关，但是我认为精神的力量更为强大。老先生的敦煌之行，让接待方的朋友感到震惊，他们说：“我们接待过这么多名画家，没有一个能像老先生这样真正全身心投入现场写生创作，都是拍个照片就走，回家画去了。”

关于这个段子，还有一个小秘密可以透露一下。冯先生有个小本子形影不离，除了随手画速写外，他还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和师哥小光因为好奇，偷看了他的小本子，想看看老先生每天都记了什么。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原来上面记录了我们在敦煌每天的行程和工作情况，非常详细。其中一篇现摘录如下：小光、华伟二人昨天晚上十点钟悄悄出了门，去向不明，归时已接近午夜。晚上休息不好，恐影响第二天工作，回头找他们算账。我与小光对视了一下，异口同声说：“哟，敢情老爷子他没睡着啊!”老先生真够较真的，看来以后我们得好好遵守作息时间了。摘录另一篇(关于写生的)：敦煌地处沙漠戈壁，紫外线很强，光照亮，但是色彩很灰，若画得太重，光感出不来，画得太亮又容易“粉”，我这个老革命画了几十年也在这儿遇到新问题。常老(指常书鸿)在敦煌待了几十年没留下多少作品不知与此相关否?

不多说了，窥一叶而知秋，摘录此二篇足以让我们看到先生是怎样对待他的工作的。

“作画是我的终身志愿，只要一息尚存，是不会放下画笔的”

我在一次与钟涵先生的交谈中，钟涵先生谈到冯法祀先生时说：“冯法祀先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艺术家，他本可以凭他的资历与身份去争一争的，但是他从来不去争，而是醉心于艺术创作，默默地画他自己的画。”冯法祀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淡泊名利，完全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晚年甚至低调得让一些年轻人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仍在创作。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可能是先生为人处世的最好写照。

画画是先生感到最快乐的事。他曾说：“作画是我的终身志愿，只要一息尚存，是不会放下画笔的。”这句话最终成为事实。他在逝世的前几天还在创作尺幅较大的风景画，甚至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修改了画中的几笔色彩，他说如果不改好就会心不安，就会感到遗憾。

我记得，作家陈忠实说过：“一个人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冯先生一辈子画他的画，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尊重他自己的内心感受，我想，这样的人生应该是无憾的人生，是浪漫的人生。他的作品虽然属于“现实主义”，但是他的人生谁说不是“浪漫主义”呢?

“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一词出自战国孟轲的《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的大意是，伟大的人都是童心未泯的人。永远以童心般纯真和新奇面对世界，自然会焕发勃勃生机，以至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因为凡是美好的事物都是最真挚的。同理，最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也是因为它的“真”。一切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作品只会令人生厌。

冯先生的艺术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画如其人，除了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之外，贵在一个“真”字，“赤子之心”这枚印章的印文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时光荏苒，虽然先生的背影远去，复归苍茫，但是先生留下来的宝贵艺术财富与山高水长的人生风范，如同“赤子之心”这枚鲜红的印章，永远有力地钤在了中国美术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