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保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齐红深，一位致力于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他与80余位志愿者共同组成以搜集、整理日本教育侵略罪证为主要内容的课题组，耗时逾30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口述史与图片、教科书等遗物，为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作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笔者为采写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稿件，曾多次采访齐红深。其间，他无私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并毫无保留地披露了最新研究成果。几天前，他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收藏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证人证言证物完整档案体系已经无偿捐献给国家。特此报告。”

齐红深在大连的居所不大，他很少邀请别人到家里做客，因为有限的空间都被多年来搜集的各种资料占满了。尽管手中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但齐红深从不靠收藏赚钱，因为对他而言，那些是揭露侵略罪行的证据，而不是换取利益的工具。齐红深15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作主旨报告或特别演讲，更曾面对面与日本右翼学者展开争论。这位为受害者保存证言、为历史留下记忆的古稀老人，每每谈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仍会激动得不能自已。

像齐红深这样的人，我们常称呼他们为民间文保人。很多民间文保人凭着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热情和使命感，坚持做那些看似本不需要他们做的工作。过程中，他们所耗费的不仅是体力、金钱，还有情感。

民间文保人内心的艰辛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笔者想起一年前与齐红深一起在大连莲花山寻找日本殖民时期普通百姓的墓碑时的情景。当时，他感叹说：“这些墓碑是历史的见证，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座博物馆愿意保留这些资料。”

齐红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长途跋涉去搜集口述历史，但很难找到出版社出版；他保存了数千幅历史照片，但很难找到愿意展出的场馆；他想为家中成千上万的历史遗物寻一个妥当的安放之所，但愿意接收的文博机构并不那么容易遇到。这许许多多的难处，积压在他心头，像是一块心病。

齐红深的难处，也是大多数民间文保人的难处。很多人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但若深入接触并了解民间文保人，便不难发现，用名利两个字是无法解释他们的执著的。支撑他们的其实是对国家、社会和历史的一种承担意识。

在众多民间文保人中，齐红深仍属幸运者。因为他的工作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给予他的支持也越来越多。但愿更多的民间文保人都能像他一样，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至少要为他们送上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