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的发掘与研究(图)

玉璧 直径26.2cm 孔径4.2cm 厚1.2cm

玉琮 通高9.9cm 射径8.42cm 孔径5.8cm

“土筑金字塔”藏大量玉器

记者：在长达八千余年的中华玉文化历史长河中，地处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之重要性世人皆知，而那些神人兽面纹、蚩尤纹以及冠状器等纹饰、造型，也给良渚文化玉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您能否简单为读者讲述一下其发现及发掘过程？

蒋卫东：其实良渚玉器的出土很早，从宋代金石学开始，已经对这类玉器进行了一些年代上的考订。但在考订过程中，人们往往有一个常识性的误解：认为没有金属工具就加工不了玉器。所以在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前，金石学家们一般都将良渚玉器归为周、汉时期的古玉。

良渚玉器研究的真正突破是在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之后。草鞋山98号墓葬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但我们发现其中原本被归为周、汉的古玉竟伴随典型的良渚文化黑陶一起出土。由此我们认定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遗物，从而将这批玉器的年代、属性定下来了。

之后，良渚文化遗址陆续被发掘：最初是江苏地区独领风骚，发掘了草鞋山、寺墩等遗址，后来上海地区也发掘了福泉山、青浦崧泽等遗址。福泉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32座，出土大量琮、璧等玉器。这批贵族墓葬位于一座小土山上(浙江把这类土山称为“墩”)，发掘者将“墩”解剖，才发现它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人工修筑的。所以，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土筑金字塔”的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发掘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从1936年开始我们就在寻找良渚文化遗址，但从未发现过一处随葬丰富的大型墓葬。我们一直认为新石器时代居民较为原始，文化落后，应该居住在比较低洼的地方，而草鞋山遗址让我们灵光一闪――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应该去那些高处的“墩”上找。我们按照这个推理，陆续找到了许多大型墓葬，比如反山遗址，出土玉器3000多件，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处墓地，也是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处墓地。

记者：那么在您刚刚提到的良渚文化墓葬中，玉器主要出土于什么位置呢？有没有特殊的分布规律？

蒋卫东：这肯定是有规律的。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用玉制度已经是非常规范化、标准化了，以至于我们在考古发掘时，根据墓葬的大小，大致就能猜到什么位置会有什么玉器，比如冠状器基本上都是出在死者的头部位置。同时，良渚时期的用玉制度等级森严，比如琮、璧之类的玉器只有大型的贵族墓葬才有；三叉形器不仅只见于贵族墓葬，我们还发现它只用于陪葬男性贵族，这类器物具有标识性别的作用。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类三叉形器只在余杭、嘉兴桐乡这两个地方出土，其他良渚文化分布区都没有出土过。

良渚玉器多取材于本地

记者：我们知道，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材种类较多，包括透闪石类、蛇纹石类等玉石，通过这么多年的考古发掘，现在是否可以确定这些玉料的来源？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识别一些造假玉器。这些玉矿今天是否还存在？

蒋卫东：这个问题还很难有确切的答案，因为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可以确定的良渚时期开采的玉矿，我们一个都没有发现。但我们认为良渚玉器的主体玉料，如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应该出自本地。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江苏溧阳的小梅岭发现了一个现代的玉矿，检测发现，其元素构成和良渚玉璧有相似的地方。同时我们认为除小梅岭外，环太湖地区的很多山脉都具有蕴藏玉矿的条件，如天目山、会稽山等。《山海经》将天目山称为“浮玉之山”，而会稽山也被古籍描述为多“金玉”的地方。《尚书・禹贡》将中国分为九州，东南地区为扬州，我们注意到《尚书》记载扬州地区向中央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很引人注意的两样东西――瑶和琨，这两样都是美丽的玉石。虽然《尚书》成书年代晚至战国，但我们可以知道汉代以前，东南地区不仅出玉，而且它产的玉在中国还比较有名，这应该跟良渚时期高度发达的玉文化有关。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良渚的大部分玉料是就近取材的。当然也有部分是外地流入的，比如绿松石。

玉璧自良渚起沟通天人

记者：大量的玉器陪葬是良渚文化的一大特色，那您认为这些种类繁多的玉器具有什么功用呢？能否从中寻到《周礼》记载的“六器礼天地四方”的踪迹？

蒋卫东：作为世界最早的尚玉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赋予了玉石特殊涵义，如《越绝书》云：“夫玉亦神物也。”就是说玉是一种珍稀的物品。因此，在古人眼里玉是天地化育的精髓，具有神性、灵气，不是简单的装饰品，从良渚玉器中我们就很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神崇拜的气息，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气息。比如玉琮，它是良渚文化原创的器型，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观点，玉琮内圆外方，跟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是吻合的。此外，玉琮中间的穿孔象征着天地之间的贯通，加上四角琢刻的神人兽面形象，将古人那种祀神求福的愿望表达得很是直白。

而说到玉璧，《周礼》记载“苍璧礼天”，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玉璧一直都是很重要的祭祀礼器。以前我们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也发现过玉璧，但那时的玉璧应该是挂在身上的一种饰品。我们认为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它才真正被异化出来作为礼器。之后的玉璧就是按照良渚时期定下的形式在发展。除了器型之外，良渚玉器的纹饰，像神人兽面纹、蚩尤纹等也同样具有很浓厚的神崇拜气息。

此外，良渚玉器的埋葬方式也很特殊，南京博物院的汪遵国先生就曾提出良渚文化“玉殓葬”的概念，也就是用琮、璧等玉器随葬死者的一种葬式。玉殓葬的目的是什么？东汉郑玄注《周礼》称：“疏璧琮者，通于天地。”在墓里埋藏这么多玉器还是想沟通人鬼。同时，古人“事死如事生”，我们在良渚居民的世俗社会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玉的存在，它是用于区分等级、性别的身份标志。所以良渚玉器的功能是人和鬼神两个方面的糅合。

记者：从考古发掘来看，不同墓葬随葬玉器情况有较大差异，那当时良渚文化的居民是否有较大的贫富分化呢？

蒋卫东：贫富分化是很明显的。从出土的殉葬玉器来看，我们至少可划分五个以上的等级。有些墓葬只随葬小型玉器，并且数量、种类都较少；有些墓葬规格高，大小型玉器都有，数量也很惊人。良渚文化时期很奇特，可以说是“全民尚玉”，所以玉器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良渚玉器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记者：良渚文化玉器之所以令后人叹为观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美的工艺。在您看来，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有哪些值得称道之处？

蒋卫东：我们可以这样说，良渚玉器代表了同时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它的许多工艺在今天看来都非常成熟。比如截圆，我们现在发现最大的玉璧直径已经达到26厘米，形状做得非常圆整平滑，而最小的、用于镶嵌的玉粒，宽度不足2毫米，有些玉粒的表面还经过细致抛磨。所以，良渚工艺在大小方面都能控制自如。还有管钻技术，你看大英博物馆那件玉琮，它中间管钻的孔长达50厘米，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大的管钻距离。

此外，琢刻纹饰的技艺也非常细致先进，他们的微雕技术已经臻于鬼斧神工的境地，比如可以在一条3.5毫米的凸棱上刻划12条弦纹，肉眼几乎无法数清。

所以良渚的制玉工艺，在成形、切割、管钻、纹饰雕琢、碾磨抛光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那一时期的顶峰，完全可以用“一览众山小”来形容。

记者：那么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最高水平的良渚文化玉器，对当时其他地区的玉器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蒋卫东：这个影响是很巨大的。按照严文明先生的说法，良渚玉器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而张忠培先生也认为良渚玉器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世界上都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为什么有如此高的评价呢？这和良渚文化超凡的影响力有关。以玉琮为例，它是良渚文化很有代表性的原创器型，在全国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像广东的石峡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成都的金沙遗址等，这些地区出土的玉琮，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明显受到了良渚文化观念的影响。我们现在准备和金沙博物馆办一个联展，“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就是良渚玉琮连接起来的奇妙缘分。

鉴定要点

作为新石器中华玉文化的中心之一，良渚文化玉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琢磨精美细致，纹饰瑰丽华美，其工艺水平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影响深远。总体而言，良渚文化玉器有以下显著特征：

器型：丰富多彩的良渚文化玉器，按功用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礼仪器，如玉璧、玉琮、玉钺和玉斧；装饰品，如玉带钩、玉璜、玉镯、玉串饰、动物形佩饰；以及目前用途不明的冠状器、三叉形器和锥形器等。

线条：良渚文化玉器有直线、折角线、射线、环线等多种走线方法，其中直线多深而直，线沿打磨得光滑平整；折角线深而宽，底部下凹；射线细密紧凑，但接痕明显；手工磨接法制作的环线较管钻旋磨法制作的环线浅，且有“毛碴”。

纹饰：良渚文化玉器的繁缛精致，主要体现在琳琅满目的纹样上。就其创新纹饰而言，主要有神人兽面纹、蚩尤纹、绞丝纹、束丝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等。

另外，“良渚眼睛”较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更为匠心独运，可谓独具特色：除了单圈眼、重圈眼外，还有卷云形、耳朵形、菱形、短直线形眼。

总之，与红山文化玉器相比，良渚文化玉器更加精细、繁缛、抽象，尤其是抛光技术的运用，更令良渚文化玉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