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西夏，1977年出土于西夏陵区101号陪葬陵。现藏宁夏博物馆。模制浇铸成形，腹内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形象逼真，是西夏文物中的精品，工艺精湛，号称“西夏第一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

铜牛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公斤。中空，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体态健壮，线条流畅，形体硕大。铜牛的出土一方面反映了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说明西夏的青铜冶铸技术和表面装饰工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与中原王朝大致相当，浇铸采用了传统的外范内模制作技术，并使用金属模具。表面装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金属装饰工艺鎏金技术，鎏金起于先秦，汉代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历代均有发展使用。方法是，把金汞混合物(俗称金泥)用“涂金棍”均匀的涂抹在器表，再用适当温度烘烤，使汞挥发，金滞留于器表，经洗刷磨压，发出光亮的鎏金层，在各个朝代，许多贵族墓葬多陪有鎏金之器。这种金属表面的鎏金装饰工艺流程有一定的难度，要求工匠有高超的技艺。这件鎏金铜牛在西夏陵墓中的发现，说明西夏的金属冶铸技术和手工艺制作与中原的发展同步，具有较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西夏墓葬中随葬制作如此精美肥硕的铜牛，说明了牛和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西夏农耕化的过程提供了实物佐证。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之名，始见于《隋书》，其族源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在建立政权之前，主要从事狩猎、畜牧业。俗尚武力，无法令，无徭役，不知稼穑。1038年建立了以兴州(今宁夏银川)为统治中心的大夏国。之后大规模的开发农业生产，尤其在宁夏平原，是“夏国赖以为生”的“河南膏腴之地”。这里气候适宜，灌溉发达，适宜稻麦等农作物生产，成为西夏最重要的产粮地区，“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宋初，党项人在向西发展势力进攻灵州时，就利用“城中兵少不出战”的有利时机，“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垦辟耕耘。”进行屯田。这是西夏农耕化迅速进展的明证。西夏政权建立后，农业获得明显发展并进而达到兴盛，粮食的增多，主要表现在官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单以存在于宁夏境内的官粮仓而言，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是西夏后方有名的储粮基地。而在卫宁平原，灵州西南的鸣沙川之御仓，窖储粟也有百万石之多，它是西夏黑山威福监军司的军粮供应地。堆积如山的稻麦，储放在星罗棋布的窖仓里，反映了西夏建国以来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西夏统治的经济基础之一，彻底改变了西夏建国前“少五谷，军兴，粮馈止用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等，以为岁计。”的落后面貌。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宋人认为“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农业生产之所以取得较大的成绩，在生产技术上，使用的生产工具与宋朝境内汉族农民所使用的相差无几，有犁、铧、犁弯、犁项、牛扛等，这说明西夏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宋朝相仿。耕作技术采用传统的二牛抬杠，榆林西夏石窟中的“牛耕图”，描绘出西夏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农业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所以有学者指出：“西夏王朝统治西北的200多年中，是汉唐以来宁夏平原农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灌溉事业十分发达，富甲天下。”

20世纪后期，随着西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东部等地都相继发现了西夏遗址与文物，其中不乏气势恢弘西夏佛教建筑、技艺精湛的石雕、方正繁缛的文字、无与伦比的金属器，都成为消失的西夏文明的特殊见证，鎏金铜牛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