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到《云南驮马图》产生的当代回响

“董希文先生诞辰110周年圆桌对谈暨敦煌艺术大展画册发布会”现场

　　2024年6月27日18：00，“董希文先生诞辰110周年圆桌对谈暨敦煌艺术大展画册发布会”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2024年是董希文先生诞辰110周年，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技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在2022年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上展出了董希文1944年于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所创作的《云南驮马图》，这也是1949年以来首次对公众展出。现移至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常设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中展出。

《云南驮马图》局部

董希文《云南驮马图》(图1、2为作品局部)

现展出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

　　藉由新书《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出版之际,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激请董希文先生之女董一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吴雪彬教授，中国书店董事长张东晓，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李峰一起探坷董希文先生艺术创作的创新之处以及他给正在探索中的艺术家们的启发。

《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

　　通过李峰馆长的介绍，了解到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以当代策展的工作方法策划古典艺术，将古典艺术“敦煌艺术大展”和当代艺术“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共同展出，以便打通古今。艺术的美感和文物历史感相互结合应照。并在双展其间第一次向公众发表敦煌研究院的《五台山全景图》和董希文1944年于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所创作的《云南驮马图》。

　　张东晓董事长谈道：“《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一书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敦煌，认识敦煌的窗口。”并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书的特点：

　　第一，此书作为敦煌研究院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共同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的出版集，不仅详细呈现了大展的各个专题版块，还展现了几位设计师在敦煌艺术大展其间的展览手记，为了解展览策展工作方法、工作现场的思考以及敦煌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内涵，提供了一条方便路径。

　　第二，深入研究敦煌艺术的价值。本书还编汇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敦煌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通过这些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为人们研究和应用敦煌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深刻的启发。

　　第三，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本书还收录了常书鸿、董希文、孙宗慰等30余位艺术家以敦煌为主题，在敦煌艺术影响下创作的70余件作品。对于人们了解20世纪中国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内在的文化力量源头，提供了文献范本的依据。

董希文先生之女董一沙女士

　　“从落款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作品是董希文30岁时画的，恰好80年。”董希文先生之女董一沙女士对这件80年前创作的巨幅作品首度展出深表感慨。董一沙女士回顾了《云南驮马图》在过去的岁月中如何形成。

　　“1944年正值炮火连天的抗战时期，20多岁的董希文随杭州艺专来到云南安江村。正像画中繁忙的场景中有各种身份的70多人，动物六七十匹混杂于不同的小场景中，其间有驮运邮包的，装卸货物的，给马匹治疗、修理马蹄的，马匹与汽车混乱冲撞翻到的，有从驿站中已经出发的驮队......这里面有董希文对生命的怜悯和热爱。”董一沙女士还谈到”敦煌艺术大展“中另有董希文临摹的《降魔变》《舍身饲虎图》两件作品与《云南驮马图》绘画风格之间的关系。又在谈及董希文之后有中国气派的油画《百万雄师过大江》《红军过草地》等等的画面处理方法与敦煌学习之间的关系时说：“董希文带学生去敦煌学习时，特别要求学生们要学习敦煌的艺术理念和处理方法等精髓，而不是经历岁月后那些斑驳残破的表面痕迹。”

　　吴雪杉教授从美术史的角度解读《云南驮马图》：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油画中国化的讨论,而董希文一般被认为中国油画界的油画中国风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其中最典型的作品是《开国大典》，是他艺术的巅峰。《云南驮马图》中艺术特点有很强的平面化、装饰性，色彩鲜艳，不突出空间关系。在此后的经典佳作中也体现了这样的色彩的影响。董希文的求学经历了1933年到苏州，1934年到杭州美专，1938年考到上海美专，都是当时中国最好最有名的艺术学校。1939年的时候又到越南河内巴黎美专分校，法国老师上课。作为一位有现代主义经验背景的艺术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时，是不同于只有传统绘画经验的艺术家的。多元的艺术经验构建起董希艺术里中国传统、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绘画的相互作用，融合于他的油画艺术之中。

《云南驮马》长卷的右下角所绘驮马的白骨

　　“在1941年2月董希文写过一篇散文《驮马》，介绍了西北有2万匹骆驼，西南有10万匹驮马在支持抗战。”吴彬教授从董希文的散文关联起《云南驮马》中的细节展看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画中每队驮马就像散文中描写的头马脖子上会有红色的流苏、铃铛。这件用毛笔和水粉的绘画作品，整体的土红底子，如同中国的留白。另一个细节，与敦煌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本生故事中对应细节是《云南驮马》长卷的右下角马的白骨与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后散落的白骨相对应，令观者产生与抗战事业、将士的联想。

　　李峰馆长在发言中谈道：“通过董希文给我们今天不仅是艺术家的启发和启示，虽然他学古人，喜欢古人，爱好古人，但没有泥古。古代多么辉煌，他依然勇敢的突破、创新，创作了《云南驮马图》这样的佳作，他吸收应用敦煌的色彩、手法的方法，来表达今天的生活，这是一种勇气。”

　　并且，彼时30岁的董希文具备勇气、勤奋、感知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云南驮马图》于1948年前后在南京和上海展出过，引起轰动。他带给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今天的我们提供文化自信的动力。

　　最后，李峰馆长从中国当代艺术史变迁和断代的角度出发，董希文先生的《云南驮马图》对重新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变迁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