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东渡和光同尘 日本和同开珎在中国的发现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有个惊天发现，出土唐代金银器无数，其中有五枚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铸造的钱币——“和同开珎”银钱。

“和同开珎”银钱是日本钱币史上的第一钱，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以及大和、樱花、东海等银行货币资料馆、方泉处钱币馆都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东京国立博物馆更是把此钱注明为“重要文化财”。但在中国发现的“和同开珎”银钱就仅此五枚吗？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多次发现了“和同开珎”银钱。经调查，证实其是在中国发现，而非从日本流入。

关于“和同开珎”的读法，相当长时间里读为“和同开宝”，2016年《文物天地》发表翟战胜《“和同开珎”读法再议》一文，确认应读为“和同开珍”，毋须再议。关于其铸造方法，日本原哈德森（札幌）方泉处钱币专家石川淳已有专论，本文也不再讨论。

此枚存世稀少的“和同开珎”狭同版银钱，曾被作者视若珍宝，此番无偿地将其捐赠，彰显了民间藏家不俗的实力和情怀。

皇朝十二钱表

铸造一年有余

日本接受中华文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秦徐福东渡到东汉光武帝颁发“汉倭奴国王”金印，中国铸造的五铢、货泉、大泉等古代钱币逐渐流入日本，3世纪到4世纪日本接受了汉字，4世纪到5世纪通过朝鲜引入受中国影响的佛教。7世纪初，日本与隋朝建交，开始遣使学习。目前，日本发现由民间铸造的最早货币，应是7世纪后期铸造的“ 富本”铜钱和无文银钱。

1998年，位于日本奈良的飞鸟池遗址经过了科学发掘调查，出土了“富本”钱和无文银钱，证明了《日本书记》中的记载，天武天皇十二年（683年），“今后允许铜钱、银钱流通使用”，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发现了“富本”钱铸造后留下的残损币、坩埚遗物等，说明“富本”钱的铸造仍采用了范铸法，较之同时代的唐已采用翻砂法仍显落后，钱文也未与唐钱接轨，仍采用唐前的二字命名体系，字体隶味十足。“富本”仍富民之本含义，系吉语、厌胜用语、给随后的皇朝钱仍大量采用吉语、厌胜语提供了先河。

日本奈良时期元明天皇庆云五年（708年），武藏国秩父乡（今东京埼玉县）发现铜矿，为庆祝日本发现铜，元明天皇改年号为“和同”。另有一种解读来自《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显示日本追求中国文化的决心。

据《续日本记》载，“和同元年二月，始置催铸司。夏五月，始行铜钱。秋七月，令近江国（今滋贺县）铸铜钱，八月行铜钱”，“二年秋八月，废银钱，行铜钱”。可以确认，夏五月始行铜钱当为银钱之误，这一点中日学者已有共识。日本学者冈崎敬考证出了详细的铸造时间，认为“和同开珎”银钱始铸于和同元年5月11日，和同二年（709年）8月2日停止铸造，和同三年（710年）9月18日在全国禁止流通。因此，和同开珎银钱只铸造了一年零三个月，流通了两年零四个月。其主要原因是私铸泛滥，盗造叠起，重量、品质下降严重，含银严重不足，引起物价飞涨，迫使政府宣布停铸、停用。由于“和同开珎”银钱本身铸造就少、铸期短，被销毁的也很多，故存世非常少见。

“和同开珎”四字仿唐“开通元宝”的旋读法，字体同样来自欧阳询八分隶书。根据日本钱币界研究定版，和同开珎银钱共有九个版别，分别是笹手、隶开不隶开、隶开开、狭同、隶开广穿、隶开狭珎、大字、小字、缩字。笹手存世仅几枚，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一枚。笹手是日本对竹子尖头的称呼，指笔划锋头尖锐。隶开不隶开指开字笔划下边出口开放，而隶开开则上笔开放。

日本钱币界把与“和同开珎”银钱同时铸造的“和同开珎”铜钱称为“古和同”，即用铸银钱的卧式陶范铸造的少量铜钱，铸造时间为708年至710年。721年随着引入唐朝技术，复铸“和同开珎”铜钱改用翻砂法铸造，所铸和同钱称之为“新和同”，其文字规整，外廓窄且整齐，铸工精美，重量、直径与唐开通元宝一致。此后的200多年历任天皇共铸造了12种钱，俗称“皇朝十二钱”。

皇朝十二钱经历了由银、铜向铅的转变，由大向小的过渡，由重向轻的演进。其前期钱重量均在3克以上，直径2 .04厘米，与唐朝开通元宝近似；中期重2.5克，直径2厘米以上；后期重量仅1.8克左右，直径1.8厘米，仅约为前期的一半，其主要原因是铜材严重短缺，形成钱币渐小型化，甚至铸造铅质币代替铜币流通。由于铸钱严重不足，私铸盛行，958年之后日本再无铸钱，改由中国输入铜钱，这种情形延续了600多年。

皇朝十二钱由于铸行不多，流入中国也不多。20世纪30年代，曾在东北勃海国旧址发现过一枚“和同开珎”铜钱。2 012年，笔者专程到吉林长春师范大学历史系拜访勃海国考古专家付家欣教授，向他了解情况，而真相则是当年日本为搞“日满亲善”伪造的。但其流入越南的則不少，这是因为17世纪初日本施行朱印船贸易，大量的日本铜钱流到了越南，因此在越南沉淀了不少皇朝钱。在笔者收集的皇朝十二钱中，有多枚都是越南窖藏所出。2023年，中国大同元顺兴钱币博物馆开馆，在他们采购的几百斤河北唐末窖藏中发现了一枚“富寿神宝”。皇朝十二钱中有一枚十分珍贵的是“饶益神宝”，2001年3月13日，浙江省的考古专家从雷峰塔的地宫中即发现了一枚“ 饶益神宝”，直径1.9厘米，穿径0.7厘米。

皇朝十二钱以佛语、吉语、厌胜称谓为主流，且多现于前期，如万年、神功、隆平、富寿、长年、饶益等，与“富本”有相似之处，后期的主要回归年号钱，如承和、贞观、宽平、延喜等。最后一个是天德二年（958年）铸造的乾元大宝，直接使用唐年号“乾元”来铸钱。皇朝十二钱以仿唐开元通宝始，又以尊唐乾元年号结束而止。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无数，其中有五枚是日本在唐代向中国学习铸造的钱币——“和同开珎”银钱。

我国发现不少

西安何家村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一个基建工地发现两个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开通元宝金钱30枚，开通元宝银钱421枚，“和同开珎”银钱五枚，详情如下：

笹手版，直径2.3厘米、穿径0.7厘米、厚0.13厘米，重5.1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994年日本关西钱币代表团测、拓。

大字版，直径2.35厘米、穿径0.5厘米。图来自1972年2期《文物》，至今未见重量数据发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缩字版，直径2.3厘米、穿径0.45厘米。图来自1972年2期《文物》，至今未见重量数据发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并在“大唐遗宝”陈列中展出。

隶开广穿，直径2.4厘米、穿径0.7厘米。图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三册，朝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至今未见重量数据发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字版，直径2.35厘米、穿径0.5厘米，重6.85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994年日本关西钱币代表团测、拓。

洛阳马坡村

1991年，洛陽东郊马坡村东某砖厂取土时发现五枚，其中四枚被农民毁掉制成首饰，一枚被洛阳市钱币学会会员收集，并捐赠河南钱币博物馆。该钱大字版，直径2.4厘米、穿径0.44厘米，重6.35克。

洛阳孟津县丈洼南邙山

1996年当地农民平整土地时，从一个扰乱的墓葬中发现三枚“和同开珎”银钱，后流落至洛阳钱币市场。三枚分别为：大字版，直径2.4厘米、穿径0.55厘米，重6.7克；小字版，直径2.45厘米、穿径0.55厘米、重7.1克；大字版，直径2.42厘米、穿径0.6厘米，重6.35克。

西安长安区凤栖塬

2015年西安长安区出现“和同开珎”银钱一枚，后流入西安大唐西市古玩城，经专家鉴定为真品，系狭同版，与何家村笹手版一样是“和同开珎”银钱的罕见版式，其直径2.4厘米、穿径0.65厘米、厚0.15厘米，重5克，是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轻者，该钱银94.93%、铜5.07%。

洛阳钱币市场

2016年，洛阳钱币市场又现一枚“和同开珎”银钱，同时出现一枚“长安常欢”银钱，据说是一起发现的。现二钱同为西安钱币藏家宋捷收藏。该钱为缩字版，直径2.3厘米、穿径0.5厘米，重5.6克，银98.83%、铜1.17%。

西安大唐西市

2015年，西安大唐西市某古钱经销商从一农民手中收得三枚古币，其中一枚即“和同开珎”银钱，经专家确认为真品，后流至洛阳，现被某藏家收藏。该钱大字版，直径2.45厘米、穿径0.5厘米，重7.1克。7.1克是目前中国境内最重的，孟津丈洼南所出小字版也是7.1克。

北京某藏家处

1999年9月，北京某藏家手中现“和同开珎”银钱一枚。该钱缩字版，直径2.3厘米、穿径0.6厘米，重6.8克。

西安郊区

1997出现于西安古玩市场，经了解该钱出于西安郊区，经专家确认为真品。该钱缩字版，直径2.4厘米、穿径0.58厘米，重6.30克。

扬州古运河

2014年前后，扬州古运河发现一枚隶开狭珎，直径2.4厘米、厚0.16厘米，重5.2克。

西安东郊

2019年前后，西安东郊幸福林带工程发现一枚大字版，直径2.42厘米、厚0.18厘米，重5.8克。

以上是从1970年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发现“和同开珎”银钱的具体情况，以西安、洛阳为主。其中笹手一枚、狭同一枚、隶开广穿一枚、隶开狭珎一枚、大字六枚、小字两枚、缩字四枚，以及被毁不详的四枚，共20枚。从发现地而言，西安九枚，洛阳九枚，扬州一枚，北京一枚。

通过统计，在有数据的18枚“和同开珎”银钱中，直径最大的2.45厘米，最小2.3厘米，平均2.35厘米。重量上最重7. 1克，最轻5克，平均6.34克，类似唐大斤一钱的标准。

日本出土的“和同开珎”钱拓

图中四枚钱币均出自何家村窖藏，上左为东罗马金币，上右为高昌国铜币，下左为萨珊波斯银币，下右为何家村窖藏“和同开珎”银钱缩字版。

流入中国时间

“和同开珎”银钱流入中国与遣唐使关系密切，从630年开始，日本曾26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其中74 6年、761年、762年、894年四次未出发即中止，而第1次至第8次由于是在铸造和同钱之前，故不可能携带入唐。因此，携和同钱入唐的遣唐使主要集中在第9次、第10次、第12次、第13次、第16次、第17次、第18次共七次之间，从时间上看最有可能是第9次、第10次和第12次，其中第9次即717年最有可能。因为，这次日本来使与“和同开珎”银钱停铸、停用时间最近，学者水平最高。日本每次入唐的礼物都代表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仿制唐文化的和同开珎钱自然不排除在外。

西安何家村窖藏的下限，有755年“安史之乱”、763年“吐蕃入京”、783年“泾阳之乱”三说，从器物数学的角度上看有专家说可延至唐顺宗末年的805年。据《文物天地》2016年第6期杭志宏《对何家村遗宝的一些认识》，认为是763 年（唐代宗广德元年）由吐蕃人拥立的伪皇帝李承宏（邠王李守礼长子），利用手中权力搜罗宫中国库（内库）所致，使得物品极为繁杂，但品质很高，价值连城，甚至还有许多半成品。由于伪皇帝只当了15天，郭子仪收复长安后，李承宏即流放病死，这些财宝应为匆忙埋藏所致。但从钱币下限看，无唐肃宗乾元年间铸造的乾元重宝，也无中唐以后的银铤、银锭，更无日本平安时期其他皇朝钱。因此，笔者认为下限仍以邠王李守礼在“安史之乱”时为妥。763年之前，有四次遣唐使都有可能携带“和同开珎”银钱入唐，但只有第9次可能性最大，日本使节将和同银钱作为礼品，馈赠给唐内库或宗室，最为可能，并未参与流通。

西安凤栖塬、洛阳马坡、孟津丈洼南等疑似唐代墓葬出土发现的和同开珎银钱，入唐时间也应该是这段时间，要么是日本使节入唐为仕死后随葬，要么是赠予的唐代官员死后随葬。

对“和同开珎”银钱的研究，特别对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和同开珎”银钱研究的并不多。从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出土发现至今，笔者能采集到的信息就是十次20枚，集中在长安、洛阳，在其他遣唐使可能涉及的地方都有可能出土发现，但限于条件，这些信息都深藏于民间。唐代银钱多为赏赐物，非流通，故“和同开珎”应是非流通品。（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日本吉田昭二先生提供了相关资料，杨蓉秦女士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此一并鸣谢）